下文为本学期俄罗斯文学作业，置于此space权当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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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俄语系学习之前，对于俄国，我对它更多地是通过托尔斯泰、普希金、叶赛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作品了解到的。那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穿越广袤草原蜿蜒的河流，滴水成冰的西伯利亚铺天盖地的雪暴，适合与情人幽会的白桦林，还有那甘愿放弃所有陪同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女子……这一切都令我们感叹不已，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我所熟悉的高尔基，是那位被誉为革命文学家的高尔基，是那位以《海燕之歌》，《母亲》，《我的大学》而享有盛名的革命作家。后来读到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我认识到高尔基的另一面。不过，值到其《不合时宜的思想》在2004年出版，我才斗胆讲我开始了解这位伟人。本文主要论述中国语文教育，即通过对语文课本课文的有意识筛选以及考试答案的唯一性，将会造成学生甚至教师对小说任务的误判。

中学时读《海燕之歌》，再配合教参，我们“知道”高尔基在一生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始终视文学为“人学”。他以其深刻宏大的作品，努力探讨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特征，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特征中的消极、有害的部分进行着痛苦的却又是极其深刻的揭示，为俄罗斯民族在社会转型期摆脱传统文化的精神枷锁，走向现代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对俄罗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俄罗斯人灵魂这个谜始终折磨着我”。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在从事文化活动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时，他有着十分明确的文化目的，那就是揭示本民族精神心理弱点，探讨这种心理特征赖以形成的社会根源，寻找重塑国民精神文化的良方，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完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有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楚以上是我本人的感想，还是我该拥有的感想呢。后来带着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高中我读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时（以《二十六个和一个》为例子吧），就拼命地往“革命”那方面去分析人物形象，比如26个面包工人被成天关在阴湿的、不见一点阳光的地窖里干活，成了26台“活机器”，表现了人的异化；而面包作坊主人正是那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邪恶资本家——仿佛能自圆其说，并且绝对能通过大小考试，无往不利。当然，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如果《二十六个和一个》想表达二十六个工人的“真、善、美”，为什么要让这些善良的人们痛失自己的“圣像”——少女塔涅呢？他们知道塔涅钟情大兵的时候，为什么不保持克制，而是恶言相向呢？

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前不久我去某机构当义工，遇到一位天主教的神甫，我自问熟悉新物理学对神学的各种责难，想看看神甫如何应对（本人无恶意）。我首先问上帝的本体论的证明方法，神甫跳过了安瑟尔谟、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一句话就化解了我的问题（神甫粤语讲得比英语好）：“这是不可言说的”。扯远了，回到我们的论题，为什么让二十六个工人幻灭呢？高中语文老师答到：“这是不可言说的”。

其实，这只是在阶级分析范式内不可言说。按照逻辑，“应该”让塔涅抵制掉大兵的诱惑，“应该”让善良的工人得到塔涅的爱，“应该”……我说，要是高尔基只是表达工人的“真、善、美”的话，小说“应该”在第五自然段就结束，根本不用出现什么塔涅、大兵。高尔基显然是还有更多东西要说。该短篇是现实主义小说，即要表现现实本来的样子。要塔涅爱上二十六个面包工，那是童话故事，叫做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虽则作者已故，但幸好文本不死。2004年，《不合时宜的思想》终于在我国出版。这本书的文章取自高尔基在《新生活报》连载的“不合时宜的”（反思革命）文章。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时常会出现某些我们似曾相识的画面，我看到在崇高的口号下，暴行是如何弥漫俄罗斯大地的。我又想起老舍投湖以及巴金老人要建某博物馆的遗愿。某哲人讲过，导致几个民族毁灭的思想，可能只是某位教授在书房的心血来潮。这句话套用在二十世纪怎样都不会言过其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曾为我们勾勒出了上世纪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思潮发展的轨迹，那句话我自今还能默写出来：“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急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这种思潮至今尚有遗毒。

在这种语境的遗毒之下，我们的历史学、文学、哲学，甚至科学的思想都曾遭到阉割。显然，任何流于简单的用阶级分析方法（或者任何片面的方法）去猜度高尔基的文字都是不充分的。随着高尔基作品的不断被译介到国内，这位文豪的形象也不断丰满起来了。一为作家是多面的，其小说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唯度。《二十六个和一个》的确赞扬了工人的“真、善、美”，同时也花了笔墨描写爱情。这种爱情是源自生活的无关乎革命与否的——即是说塔涅爱上大兵可能对二十六个工人是无奈，但却是任何一个经历过情爱伤痛的人都可以轻易明白的，不过却能难道一百个持阶级分析方法的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