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个星期只看两次电视：其一是周四晚《60 minutes》，然后就是周日晚《News Line》。对于前者，我祈祷在播出期间不要插播太多丰胸减肥广告，后者就更简单，只要保证节目能播放就好。
     不过只要阁下身处白云区有线电视网覆盖的区域之下，这想望绝对不实际。今天晚上的news line是对陈太的采访，所以七点到七点半杨千fa和刘天皇轮流在告诉我们要爱惜牙齿或者“今时今日甘既服务态度未够噶”。
     陈太或者叶太再或者乜乜太当选本来都关我鸠事，但系请五好阻住我睇电视。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政治倾向测试， 该测试设计人（a professor of social history）指出传统的对左右翼的划分已经overly simplistic for today's complex political landscape（对于当今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已经过分简单化 ），例如你无法distinguish leftists like Stalin（人民的儿子） and Gandhi（人称伟大的灵魂）? It's not sufficient to say that Stalin was simply more left than Gandhi（当然不能）。题目包括六页一百零八道题目，涉及社会、经济、文化，不一而足。所谓the predictor of wind and water can defraud you of you fate for years of eight and ten, however the Political Compass won't（风水先生可以骗你十年八年，我们就不会了）。

                                                                              Take the test here

 

 

      其结果用一个二维坐标轴表示，即x轴表示经济自由度标，最左端为极端公有制/集体主义，右端为所谓新自由主义，y轴为社会控自由度，最上端为法西斯主义，最下端为无政府主义。

      结果描述很值得玩味，If we recognise that this is essentially an economic line it's fine, as far as it goes. We can show, for example, Stalin（一个坏人）, Mao Tse Tung（伟大领袖） and Pol Pot（另一个坏人）, with their commitment to a totally controlled economy, on the hard left. Socialists like Mahatma Gandhi and Robert Mugabe（津巴布韦的“暴君”穆嘉贝，政坛上的不倒翁） would occupy a less extreme leftist position. Margaret Thatcher（人称the iron maiden，撒切尔夫人） would be well over to the right, but further right still would be someone like that ultimate free marketeer, General Pinochet（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
     That deals with economics, but the social dimension is also important in politics. That's the one that the mere left-right scale doesn't adequately address. So we've added one, ranging in positions from extreme authoritarian to extreme

libertarian (传统"左右"的划分缺失了社会自由度的维度)。
     Both an economic dimension and a social dimens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a proper political analysis. By adding the social dimension you can show that Stalin was an authoritarian leftist and that Gandhi, believing in the supreme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is a liberal leftist. While the former involves state-imposed arbitary collectivism in the extreme top left, on the extreme bottom left is voluntary collectivism at regional level, with no state involved. Hundreds of such anarchist communities exisited in Spain during the civil war period(不用解释了吧)。
     You can also put Pinochet, who was prepared to sanction mass killing for the sake of the free market, on the far right as well as in a hardcore authoritarian position. On the non-socialist side you can distinguish someone like Milton Friedman, who is anti-state for fiscal rather than social reasons, from Hitler, who wanted to make the state stronger, even if he wiped out half of humanity in the process.(和老毛等人相反,有人会为推行自由市场而不是集体化大开杀戒吧,他就是前文提及的皮诺切特将军)。
     The chart also makes clear that, despite popular perceptions, the opposite of fascism is not communism but anarchism (ie liberal socialism), and that the opposite of communism ( i.e. an entirely state-planned economy) is neo-liberalism (i.e. extreme deregulated economy(图表澄清了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是无政府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则是新自由主义)。
     The usual understanding of anarchism as a left wing ideology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o-liberal "anarchism" championed by the likes of Ayn Rand（美国女哲人）, Milton Friedman（哗） and America's Libertarian Party, which couples law of the jungle right-wing economics with liberal positions on most social issues. Often their libertarian impulses stop short of opposition to strong law and order positions, and are more economic in substance (ie no taxes) so they are not as extremely libertarian as they are extremely right w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classical libertarian collectivism of anarcho-syndicalism ( libertarian socialism) belongs in the bottom left hand corner(安·兰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美国自由党为代表的新主义的自由冲动常受到法律以及秩序的抑制，所以属于温和的右翼。而传统的自由集体主义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则会出现在左下角)

。
     In our home page we demolished the myth that authoritarianism is necessarily "right wing", with the examples of Robert Mugabe, Pol Pot and Stalin. Similarly Hitler, on an economic scale, was not an extreme right-winger. His economic policies were broadly Keynesian, and to the left of some of today's Labour parties. If you could get Hitler and Stalin to sit down together and avoid economics, the two diehard authoritarians would find plenty of common ground. （在首页，我们已经打破了专制主义必然是右翼的神话。相似地，在经济层面上，希特勒亦非极右。只是有点泛凯恩斯主义，比工党稍左。最后一句很幽默：如果你可以让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个极权主义达人坐下斟斟，只要不涉及经济层面，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有不少通话题的。）

 

      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有专制主义倾向，即处于一二象限，因为政府总会想方法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很多这样的政府采取了左倾的经济政策，如斯大林、老毛和波尔-布特，此三君一脉像承，在废除私有制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还有的施行右倾的经济政策，好象希特勒和皮诺切特，后者在1974年通过政变正式担任国家元首。有报道说，皮氏执政后，军队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针对左翼人士的大规模逮捕活动。执政期间，皮诺切特任命一班Chicago Boys为顾问推行自由经济政策，由于外债沉重，这一政策最初引发金融危机和高失业率，但后来智利经济实现每年5％至7％的高速增长。其实，上榜的应该还有邓小平先生，原因不赘。我相信普遍的自由才能带来普遍的繁荣，如果非要在经济自由或者政治自由之间二则一，当选前者。政治专制而经济自由人民精神生活会比较压抑，但物质充盈，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智利、还有俄罗斯、越南，虽然只是次优，但现在的中国比起副1978年之前的中国，现在的智利比起1984之前的智利，现在的俄罗斯比起副1989年之前的俄罗斯，强了岂只万倍。有国人做了测试之后疑惑明明自己和当局的政策有抵触，怎么会是左翼呢？我的答案是原来最好的社会主义和最好的资本主义竟然是同一样东西（原因可参阅本space标题栏slogan）。但这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问题，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带来政治的自由，专制统治是否更适合发展资本主义呢？在翼一个短的时间段里，似乎一齐都不确定。
　　很多国人的得出的结果是自由左翼。这些人可以居住在伊甸园利维坦乌托邦理想国太阳城香格里拉，地球比较像这样的地方是北欧一带，那里很适合搞福利主义，其代价是下一代人的竞争力的普遍下降。既然hip－hop和摇滚都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赖着脚底下的地热能或者覆盖在岛上的鸟shit矿石天天钓钓鱼打打野味不去工作当然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很遗憾，这种生活方式与我们无关，她渺远得好似马克思许诺的共产主义或者圣经预言的基督再临。醒醒吧,国人。

    

 

走过零六

     在下将要短暂地离开这个生我育我二十一年的地方。时间其实只有短短半年，而我打算用这半年想清楚我的去留以及以后的路。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感谢siuki，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太美丽的零六年。
     感谢肥龙和hi航、海宁，感谢你们陪我度06过年初很多不愉快的日子。
     感谢肥哲同肥盛，感谢你们给我很多鼓励。
     感谢阿馨以及我认识的她的两个妹妹，能认识你们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福分。
     感谢啊财王健阿辉黑鬼执屎仲有鸡斌，兄弟就无须多言了。
     感谢tt同媚姑，感谢你们 多年的感情。
     感谢阿豪，感谢你和我分享了很多故事，启发了我很多。
     感谢翔麟，你是不多的可以和我由自然科学聊到人文科学甚至到神学的朋友，感谢你那份超越同龄人的智慧。
     感谢猫猫啊蛇熊哥莫愁肥媛等等小学同学，这些也是无须多言的。
     感谢lingling，感谢你常常听我诉苦。
     感谢“未婚妻”晶晶，感谢你和我很无聊的誓约。
     感谢尘人同林*，感谢你们的的友情。
     感谢凯莉，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还有感谢大学的朋友和同学们，你们还不能盖棺定论，哈哈。
     以上感言肯定是挂一漏万的...感谢朋友可以说太多太多，感谢家人一句足矣。只有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感到对他们的亏欠。

     煽情不是我的强项，理性去分析问题才是。去年学界失去了很多伟人，包括巴金、弗老、Galbraith。有些强人虽然并非卒于斯年，但我得知他们云游却正是零六年，比如A.Alchian、和Monash大学的杨小凯。我零五年接触杨的新兴古典框架，后来和siuki讨论wto那班是不是好人才开始读他的专著，他回归斯密的传统以有别于李嘉图的理论解释贸易，再后来我查到他已在零四年蒙主启召。真可谓good die young。
     我仍然相信强决定论，相信我们都是齿轮而不是棋子。我和爱因斯坦一样，相信量子物理是不完备的。我虽然是唯物论者，但已经不排斥宗教信仰，上帝它老人家可能在高维的空间俯视着芸芸众生。这仅仅是一个神学或者数学上的问题罢了。
     零七年，我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免于饥饿，贫困，极权政府等等的不自由状态，还有，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自己除了年龄上成为成人之外，心智也可以得到启蒙，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并且希望尽快可以经济独立，不再要父母操劳，我欠他们太多太多。我深表同意莫罗亚在《人生五大问题》表达过的一个观点，二字头是一段残酷的岁月。如果还有什么大的愿望的话，我希望中国的太子党以及八旗子弟通通挂掉，如果按照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死一万万次都不够。
   
     最后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没有你们我照样能挨下去，但我的人生将是一片晦黯。

     今天是星期三，第一节就是王老师的俄罗斯文化课。老师很好，课本却真他妈烂。
     举个例子，讲文化这个上层建筑很难不涉及经济基础，但课本关于六十到九十年代经济状况以及九十年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全数空缺。经济改革的原因是八九东欧裂变，王老师又顺带提到八九春夏之交的那起政治风波。
     老师说他当年“还打了一枪”。敢在课堂上说这样的话，猛士当如王老师了！
     记得去年在北京皇城脚下，在有老师因为在课堂上执意要和学生寻找一个人的灵魂而丢掉了饭碗。我操，这可是和谐社会，法治中国啊。我霎时觉得时光倒流三十年（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磨剑三十年，得出的重大理论突破就是把“剩余价值”变成“价值剩余”）。经此一役，再也没有老师敢说自己曾遇见过罗克了。
     所以，王老师在课堂说自己在六四“还打了一枪”比去派出所门口大喊“我昨天叫ji打了一炮”更需要气魄。
     在这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王老师问我们听过六四没有的时候，有同学在底下嘀咕一声“是五四吧”。有人将“五四”误作“六四”是不得不归功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这种愚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当青年被问六四是什么时，所有人都回答是二十四。
     我不是在此揶揄那位同学，我是想说，所有中国人都有义务去重读历史，包括台湾的同胞们。

                                                    

                                                    Милтон Фридман(July31,1912–November16,2006)

     J K Galbraith走了，想不到Milton Friedman又离我们而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当地时间周四凌晨在其美国三藩市的家中，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94岁。
     弗老凭借其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的论证”享荣誉学界并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对于我等“普通人”来说，“他在《新闻周刊》开辟的专栏，让美国和全世界的公众们开始接触和了解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经济学’，‘他的著作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大千世界的窗户’，这扇窗户里不再是枯燥的理论模型和公式，更有着很多趣味横生、足以娱人心智、让人乐而忘返的风景”。他多年来笔耕不辍，留下著作等身，其中《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等不朽的著作更为其树立起一个独行独思的自由主义战士形象。他曾经和J M Keynes一起照亮了整个20世纪经济学的天空。
     我目前所能读到的最晚近的弗老的文字是他上个月（10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上的“Hong Kong Wrong ”。其中他尖锐批评“唐老曾”（Donald Tsang曾荫权）放弃了郭伯威（John Cowperthwaite）的“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传统。（我实在不感苟同香港的繁荣完全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功劳，其实香港之所以有今天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大陆曾经的闭关锁国，给了香港充当窗口角色的机会。所以香港同胞们在摆出一副臭脸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今时今日甘既服务态度够未"。不过,弗老在九十高龄还仍然持思考，我不禁肃然起敬。一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登出的却已经是弗老讣告，实在让人唏嘘不已。日报的文章说“列根（Ronald Reagan）死时，弗里德曼曾在本报写到‘很少人能像他那样对人类的自由作如此多的贡献’，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弗老”。让我们温习一下弗老的名言吧“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 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 ，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昨天凌晨，我很尊敬的黑鬼给我寄来一篇经济学论文，他说是作业，希望我可以帮忙翻译。
     那篇东西题为《Pricing of Complements and Network Effects》。作者乃是大名鼎鼎的NICHOLAS ECONOMIDES 和V. BRIAN VIARD，其中前者是纽约大学上学院院长，后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助理教授。文章宣称构建了一个一个包含基础性物品和补充性物品的模型和一个简化了的将网络效应为包含于效用函数之内的基础性物品模型的等价，而网络效应将以两种形式存在于效用函数之中。这两种效应是指：直接（内生）途径，如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使用者的增多而递增；间接（外生）途径，如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会随着其他公司提供更多补充品而递增。文章还宣称他们通过他们所构建的模型可以考察在不同产业结构下补充品的定价方式。该文写于2004年，时席微软分拆案尾声,正好为该案封棺。
     他们的模型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微软office suite和windows在同样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over 90% in American）的情况下为什么有这么远的价差：因为微软并不想失去这样一些顾客，他们买windows只是为了使用某些软件，但微软本身无法生产这种软件。比如我门寝室玩魔兽世界的某（些）同学。所以微软不愿意提高windows的价格。这就是网络效应的直接方面。在另一方面，价廉物美的基础性物品可以使更多的生产商愿意生产补充性物品（比如photoshop、coredraw等，好吧，还有warcraft world），这样网络效应就以间接的“姿态”补偿了廉价销售windows的损失。微软可以控制office的价格，但无法控制其他公司补充性物品的价格，所以他们提高office的价格，就是不想杜绝网络效应。这样即使同样是垄断市场，但office suite比widows的价格还是要高四倍之巨（不是在中国，在中国他们一律五蚊）。

     我虽然不务正业久矣，看懂还凑合，翻译此文就鞭长莫及啦。文章是很新近的关于网络经济的论文，英文学院的人翻译不了，他们可能每个词都懂，但一个连起来的complementary goods就可以把他们难倒。商学院的人翻译不了，他们学的是萨氏的新古典理论，那里只有marginal diminishing没有network effects（此处可能会引起误会。我指的是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大学本科的学生，我猜他们的教材不会出现边际递增吧）。但它却可以成为一个工学院的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限选课作业（电子商务经济学）。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似乎不与之沾上边就落后他人，老师在教研会时聊起“我们连非经济学专业学生都是看学刊的原版文献”时，必定面沐春风了吧。

     以黑鬼的原话作结 ： 我##距(#为问候语)，我地好多人四级都未过。
 
     不过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上纽约大学商学院的主页查看原文。

     在某知名反*……%共（大家明白间开的原因吧）网站上居然看到一篇自然科学的文章，题为《进化论-人类科学的最大误区》。看后发觉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啊，而且水平很低。反*……%共可以，请拿点本钱出来啊大哥。
     文章攻击进化论是一个假设，所以不是科学理论。我想提醒一下作者，相对论是一个假说，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个假说，因为证据不能证明理论，理论只能被检验。当然这是伪证主义的说话，如果你喜欢实证主义，那么其实进化论证据积累起来的信度已经足够高了。
     文章然后说进化论用的是完全归纳法，“这就意味着要对世界上所有的物种，一个一个的都把它们由之而来的‘进化前辈’找出来！只要有一个‘归纳’不进去，进化论就脱不了手！”这句话也很搞笑吧。牛顿运动定律总喜欢说物体怎么怎么样，你犯得着将所有物体都测试一下吗？最后，是谁说进化论是完全归纳法的？作者最喜欢自己给进化论加一写观点然后驳倒，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下才疏，实在想不出又什么理论是用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用完全归纳法其实无异于挥到自宫。 
     不过作者还是有做一点功课的，他列举了几为学者的专著，提出对进化论的异议。结果作者就进而认为进化论已经岌岌可危了。其实科学当然是在争鸣中发展，上个世纪初玻尔和爱恩斯坦旷日持久的论战，就在客观上促使了量子物理学的不断更新。霍金打赌二十年之内会有大一统的理论出现，看来这次他又要败北了。
      最恶心的是在文末，作者“证明”了进化论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之后，说到“如果希望知道更多更全面的关于人体、生命、宇宙的理，我们建议你认真地读一读李*……%洪*……%志先生（我常常想不懂李大师神功护体，为什么要害怕中共的土枪土炮呢？）的《转*……%法*……%轮》”。证伪了进化论唯心就得证了吗？尽管唯心主义完全可以在逻辑上自恰。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但你怎么知道在物质世界一尺之外没有站着一为上帝呢？正正是上帝设定了所有物理规则”。但是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其可以表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又可以用粤语说“多旧乳既唔七要”），上帝就是这样一为“多余的”实体--既然无人能观察到伟大的god的存在，那么他对我们的理论就是多余的。其实唯物主义者完全可以以彼此之道还施彼身，你怎么知道上帝他老人家一尺之外不还是物质世界呢。这样就会引发无休止的循环，当然，这个“一尺之外就还是物质世界”同样是多余的假设。很喜欢拿破仑和拉普拉斯的对话，拿问道：“在你的理论中，上帝在哪儿呢？”拉平静地回答：“陛下，我的理论不需要这个假设。”
     水平低下的反*……%共文章只能在无知妇孺间产生共鸣，不过我可以告诉作者，陈太一般会在九点半《金枝欲孽》播放前零点六秒放弃革命的念头，同时她对插播广告的憎恨程度一定远远大于进化论。

     在大学我修读俄语，无意间看到不少前苏联的шутки，在此列出一些精选。这些笑话的共同点是不好笑，因为他们都承载着那段有血有泪的历史。
 
            1)斯大林的权威斯大林在大会上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和列宁说1+1=2，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1+1不等于3。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的对呢？还是马克思和列宁说得对呢？”下面听众一脸疑惑，“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对！”底下热烈鼓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说1+1不等于3的人罪不容赦……”

 

           2)在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勃问：“为什么他是敌人？”回答：“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3)苏联偷盗现象严重，人民不满。有人说：“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偷盗现象呢？”有人回答：“到共产主义就没有人偷了，因为在社会主义一切都被偷光了。”　

 

            4)赫鲁晓夫到处作报告，一天，他去某疯人院作报告，事先该疯人院负责人把疯子召集起来叮嘱：“在赫同志作完报告后要热烈鼓掌”。赫作完报告后果然博得了长时间经久不息的掌声，赫非常得意。但他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没有鼓掌，他顿时大发雷霆。赫问：“ 你为什么不鼓掌？”此人答曰：“我的疯病已经治好了。”　

 

            5)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戈尔巴乔夫来了：“同志们，下去推车！”

 

            6)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回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7)列宁快去世了，叫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8)第一次苏联式的选举是由上帝发明的。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选择你的妻子吧！孩子。”

 

            9)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在豪华的大床上极尽缠绵，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的问。“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 “男的呢？！”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 “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10)赫鲁雪夫和肯尼迪交谈，各自吹嘘，肯尼迪说：“美国医学发达，有种药片死人吃了可以复活。”赫鲁雪夫说：“苏联体育发达，有人十分钟可以从莫斯科跑到美国。”肯尼迪要求兑现，赫鲁雪夫慌了手脚，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对策，有人出了个好计策说：“这很好办，你先让肯尼迪把药片拿来，让斯大林吃了，那斯大林一定复活，那么你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从苏联跑到美国。”
          
            11)一个美国代表团要访问一个苏联的工厂，当局就预先教工人要怎样回答代表团的提问。代表团来后问一个老工人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老工人回答有多少多少；代表团又问他有多少存款，他回答有多少多少；代表团问：你存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呢？老工人回答说：我准备买一双靴子。

 

            12)美国外交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苏修接待官员陪他们参观“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且得意的说：“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每个苏联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美国人惊讶的问：“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苏修官员说：“当然有用啊……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供应面包了，你可以马上开着飞机赶去排上队。”

    暑假读完了《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读书笔记却迟迟做不出来。想不到开学之后闲暇反而更多，遂成此篇。

    1.本书在知识面方面既有一定广度还有相当的深度。但令人非常郁闷的是谈制度经济学，竟然涉及哈贝马斯多过高斯、谈海德格尔于过巴泽尔。黄有光“说连像我这样有在好几个其他学科发表审稿论文的人”都只能“看懂九成”，那么本书所面对的读者群——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又有谁敢说自己懂多于二十个巴仙呢。我们无法要求一位博览群书的大学者将其所读皆能深入浅出地表达，但如果这位大学者学富五车而认为其所知皆为常识，看不懂的就是缺乏common sense，那就太“高估”别人了。久闻汪丁丁对经济学者讲哲学，对哲学者讲经济学就是要听者听不懂、读者读不懂。今会我总算领教过。我想，对谈形式的书本身逻辑性不一定强，而且还又提供参考文献，阁下想买弄何不到学刊中去呢？当然，我不敢以我的无知去猜度汪大教授。

     2.要谈论制度就首先要统一对“制度”这个概念的理解，不然你问我的是“order”我却答“institution”那就没有讨论的可能了，所以在引言之后三君子就开始就“制度”开腔。然后他们开始天南地北，结果到该章最后一页，他们依然无法达成一致，制度的概念越来越含糊。

     3.本书制度的展开和谈到“不可能定理”的那一章非常精彩，一扫闷气，值得反复细读。

     4.汪丁丁相信“真理会在对话中显现自身”，但我想用他们的话回应：沟通是会受信道中的噪声所影响，噪声在本书的例子就是深涩的言语（将哲学，语言学的话语套用在经济学）以及对其他学科过多的涉及（尝试以复杂的理论解释本来简单的问题）。

     5.在学术界，书本的销量很多时候与学者的水平非正相关，本书虽好，但一定不热销。薛兆丰会买本来玩玩吧。

     6.我不喜欢韦森这个基督徒。逻辑上你的确可以认为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不过进化论确确实实比神创论更加有解释力。

     我们家有订阅广州日报.原则上除非要jiao头,否则我必定会以读报开始我的一天.据说社论这一栏目是最能反映一份报章的水准,我读的通常就是这一部分.我读报一般是为了理解窗外事,但在看社论的时候发现所谓大学者的一些谬误,确实是乐事,或者讲是一种bonus,广东人谓之曰"送既".

    今天(8月21日),日报A23版有一系列文章讨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结论是什么并不太重要,因为都大致上和官方保持一致.当然有比较卑鄙的时候,好像汇改还未开始的那时,日报(其实所有党报皆如此)吹嘘人民币绝不升值,还援引我偶像的言论说"一个国家应该以自己的利益决定汇率",后来发生什么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时评社论的结论从来不重要.

     请看其中一篇名为<<对外升一点,对内贬很多>>的强文.一位叫毛敢良的执业会计师在开篇写到"从结果上看,升值会引起通缩.这是'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云云.首先这是对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定律的误用,此君经济学基础不扎实.就算阁下不懂经济学,不明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本身也有逻辑问题.我们说"一条定律是对的."往往表示该定律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现象,而不是某现象因为定律的作用而发生.好像我们常常说物体下落,是符合万有引力定律,绝不会说物体下落是"万有引力"定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这仿佛在牛顿发现万有之前苹果都只能风雨飘摇.唉,编辑不懂经济尚可原谅(因为执业会计师也不懂),但连此等低劣之病句亦不能发现则应被推出午门.所以,我常常想教委要求高中生辨析错句其实不很厚道. 第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定律(law)是允许有反例出现的, 劣币驱逐良币定律(gresham's law )也概莫能外.即使金科玉律之如牛顿运动定律,对微观粒子也是不适用的.所以各位决定论爱好者切记慎用"必然"二字.

     党办报章有的问题,广州日报都有,这是体制的问题.前苏联有句话批党报甚为"精警",<<真理报>>中无消息,<<消息报>>中无真理.

     有时我想如果你想了解时事,可能看娱乐版比较真实,如果你想娱乐,却应该直奔社评.

古巨基新歌,还好吧.三字头的歌手演绎会比较恰倒好处,但对二十多岁的人而言很多时候是爱得太早而不是太迟,我不是指亲情,你明白的.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匈牙利]桑多尔·裴多菲（夏衍译） 

如题。

　　“港产大学”北上招生已经不是首次，但今年引起的社会巨擘震荡及其余波却比往年的都来得大。

　　上星期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谈》所论及的题目正是香港大学与内地大学的优劣。本来这个问题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内地大学的几名教授所表露出的“北京中心论”却是要不得的，其论点更是展不住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某教授称北京的大学有其文化积淀，是香港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到此尚表述正确）。其既而认为将来国家的领导人必然是在内地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在香港“绝对不行”。原来在该教授看来，大学的成功就是在于能够培养出国家的领导人。还好，即场有内地的学者予以批驳，“只要国家机制健全，谁当领导人都不重要”。内地大学的另一位我已经忘记其大名的教授发言认为，香港的大学太过市场化，而我们的是通式教育，更利于学人的成长。通式教育更利于学人成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内地大学最最缺的通式教育在教授口中竟然成为了我们可炫耀的优点。该教授有时间不妨读读金耀基先生早年所著的《大学之理念》。而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之所以能记住此人乃是因为家中不幸有其著作）的发言更是一绝。当内地大学被质疑学术自由度严重不够时，他化解如下：“我想说的是，其实北大啊，恰恰是最有自由的，平时都没有老师管学生的学习生活，所以我对内地学子呀要说的就是你们一定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孔教授居然认为学生空闲时间没人管就表示他们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他可能不知道几年前还发生过某高校老师还因为播放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丢掉饭碗的荒唐事。当看到到对文革最详尽的学术研究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时不知孔教授又作何感想呢？

　　对两个自由概念的偷换,旋即博得在座众多北大学子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