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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2月17日

《二十六个和一个》读后感及其它

下文为本学期俄罗斯文学作业,置于此space权当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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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俄语系学习之前,对于俄国,我对它更多地是通过托尔斯泰、普希金、叶赛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作品了解到的。那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穿越广袤草原蜿蜒的河流,滴水成冰的西伯利亚铺天盖地的雪暴,适合与情人幽会的白桦林,还有那甘愿放弃所有陪同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女子……这一切都令我们感叹不已,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我所熟悉的高尔基,是那位被誉为革命文学家的高尔基,是那位以《海燕之歌》,《母亲》,《我的大学》而享有盛名的革命作家。后来读到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我认识到高尔基的另一面。不过,值到其《不合时宜的思想》在2004年出版,我才斗胆讲我开始了解这位伟人。本文主要论述中国语文教育,即通过对语文课本课文的有意识筛选以及考试答案的唯一性,将会造成学生甚至教师对小说任务的误判。

 

中学时读《海燕之歌》,再配合教参,我们“知道”高尔基在一生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始终视文学为“人学”。他以其深刻宏大的作品,努力探讨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特征,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特征中的消极、有害的部分进行着痛苦的却又是极其深刻的揭示,为俄罗斯民族在社会转型期摆脱传统文化的精神枷锁,走向现代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对俄罗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俄罗斯人灵魂这个谜始终折磨着我”。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在从事文化活动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时,他有着十分明确的文化目的,那就是揭示本民族精神心理弱点,探讨这种心理特征赖以形成的社会根源,寻找重塑国民精神文化的良方,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完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有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楚以上是我本人的感想,还是我该拥有的感想呢。后来带着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高中我读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时(以《二十六个和一个》为例子吧),就拼命地往“革命”那方面去分析人物形象,比如26个面包工人被成天关在阴湿的、不见一点阳光的地窖里干活,成了26台“活机器”,表现了人的异化;而面包作坊主人正是那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邪恶资本家——仿佛能自圆其说,并且绝对能通过大小考试,无往不利。当然,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如果《二十六个和一个》想表达二十六个工人的“真、善、美”,为什么要让这些善良的人们痛失自己的“圣像”——少女塔涅呢?他们知道塔涅钟情大兵的时候,为什么不保持克制,而是恶言相向呢?

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前不久我去某机构当义工,遇到一位天主教的神甫,我自问熟悉新物理学对神学的各种责难,想看看神甫如何应对(本人无恶意)。我首先问上帝的本体论的证明方法,神甫跳过了安瑟尔谟、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一句话就化解了我的问题(神甫粤语讲得比英语好):“这是不可言说的”。扯远了,回到我们的论题,为什么让二十六个工人幻灭呢?高中语文老师答到:“这是不可言说的”。

其实,这只是在阶级分析范式内不可言说。按照逻辑,“应该”让塔涅抵制掉大兵的诱惑,“应该”让善良的工人得到塔涅的爱,“应该”……我说,要是高尔基只是表达工人的“真、善、美”的话,小说“应该”在第五自然段就结束,根本不用出现什么塔涅、大兵。高尔基显然是还有更多东西要说。该短篇是现实主义小说,即要表现现实本来的样子。要塔涅爱上二十六个面包工,那是童话故事,叫做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虽则作者已故,但幸好文本不死。2004年,《不合时宜的思想》终于在我国出版。这本书的文章取自高尔基在《新生活报》连载的“不合时宜的”(反思革命)文章。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时常会出现某些我们似曾相识的画面,我看到在崇高的口号下,暴行是如何弥漫俄罗斯大地的。我又想起老舍投湖以及巴金老人要建某博物馆的遗愿。某哲人讲过,导致几个民族毁灭的思想,可能只是某位教授在书房的心血来潮。这句话套用在二十世纪怎样都不会言过其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曾为我们勾勒出了上世纪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思潮发展的轨迹,那句话我自今还能默写出来:“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急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这种思潮至今尚有遗毒。

在这种语境的遗毒之下,我们的历史学、文学、哲学,甚至科学的思想都曾遭到阉割。显然,任何流于简单的用阶级分析方法(或者任何片面的方法)去猜度高尔基的文字都是不充分的。随着高尔基作品的不断被译介到国内,这位文豪的形象也不断丰满起来了。一为作家是多面的,其小说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唯度。《二十六个和一个》的确赞扬了工人的“真、善、美”,同时也花了笔墨描写爱情。这种爱情是源自生活的无关乎革命与否的——即是说塔涅爱上大兵可能对二十六个工人是无奈,但却是任何一个经历过情爱伤痛的人都可以轻易明白的,不过却能难道一百个持阶级分析方法的文学教授。

10月10日

真实世界的定价最后一part:关于方法论、定价能力、爱情及其他

     假设是否重要
     Friedman在他现代主义代表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论证道:应当通过验证其结论而不是前提去检验理论。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话,我们则不得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论调点头称是。按照friedman的逻辑: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假设,或者说是一个公理。承认这个前提则资本不能产生任何价值,所以资本家在剥削工人,从而“造反有理”。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荒唐演绎。用回弗老自己的例子,一个科学家如果看见有一个物体在上升而不是如自由落体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以9.8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度在下落(比如说一个氢气球),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检查现有理论的假设是否真实(比如大气压力是否为零),而不是急于去构建一个新的理论。这就迫使我们去考察劳动价值论的真实性。

     价,由谁定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之中,价格通常由消费者给定。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如下:生产出一台100美圆的彩电,其价格等于所有零部件加上装配零部件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此,逻辑恐怕是对的,不过却讲反了。电视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商人要考虑人们替代传统其他娱乐活动的意愿的估价。比如电视在唐朝被发明出来了,对于喜欢《霓裳羽衣曲》的堂明皇,可以随时随地和肥杨通过电视欣赏到心头好,又不必豢养着一批伶官真是快哉,说不定愿意以半壁江山相换。但现实不是,阁下平时只好读小说,尽管电视能够活灵活现地战展示小说的场景,你最多也只是愿意为之付出100美圆。那么商人就会组织工人拼凑出一部电视推出市场,其成本不能高与100美圆。如果现技术水平无法使成本低于100美圆呢?那电视就压根不会存在!所以我们看周遭的商品其价格总是迫近成本(商品都经过市场洗礼),所以我们会觉得劳动价值论似乎是正确的。
     在一个垄断市场中,情况大概是相反的。价格由垄断者给定。但这并不必然得出垄断缺乏效率的论断,这是题外话,不赘。回到第一篇提到的一个问题,的士佬应否可以因为成本增加而加受一元additional fuel。我们知道的士牌照是由政府垄断并拍卖给的士公司的,再由公司以合同的形式让渡给各位taxi从业人员的。政府声称这样可以保持司机的服务质量“得到监管”,无论你是否相信政客的鬼话,只要政府拥有做“独市生意”的力量(让渡给了的士公司),无论国际油价如何如何,的士都可以无上限加价,值到涨加获得的收益无法弥补因为乘客人数下降的损失。涨格的程度取决于乘客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即弹性,那是计量经济学的事情了。
     另一个关于楼盘是否应该公开成本的问题也是类似。正如我们看到,成本与价格无涉。在高通涨的情况下持币似乎是不妙的,面对民众澎湃的购楼热情,公开成本用处甚微。尽管我们相信泡沫迟早会破灭,不过如果每个人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都保持理性,就会失却很多获利的机会,所以很多人都如我朋友所说的那样:“We will enjoy the party until the music ends.”
   
     延伸的表现型:关于爱情
     很喜欢Dawkins的书《The Selfish Gene》,其最后一章以延伸的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作结。我们从中学生物教材知道(一些在澳洲读教会高中的人就不会知道),基因不朽的双螺旋决定我们身体蛋白质的合成,比如你的瞳孔大小、头发的颜色和能否卷舌等等等等(即表现型),而Dawkins书中的基因观告诉我们,基因能影响的表现型和远不止此。请允许我也延伸一下。
     关于定价权的归属,可能属于消费者可能属于商人,简单概括就是取决于谁拥有稀缺力量。有人将爱情婚姻比如成一个市场,问到为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合适的婚姻及恋人。有经济学分析称因为这个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失灵。如此回答必遭广东人问候:“鬼唔知你阿妈系女人”。我们不妨忘记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言语“女孩子的二十岁是她最美丽的年华,男孩子的二十岁是他最暗淡的岁月,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在他二十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年纪相当而且自己很爱的女孩子,请他一定要珍惜!因为这个女孩子是用自己最美丽的年华陪你走过了最暗淡的日子”。倘若用定价的观点去看,是否拥有爱情,取决于阁下在市场中拥有多少稀缺力量。如果二十岁的男生没有定价能力,他们就应该对女生俯首帖耳;那么四十岁的男人拥有定价能力,是否他们就可以抛弃发妻呢?就此我无法给出答案。得承认,用经济学或game theory去解释爱情可能会显得生硬和粗糙,太多东西被抽象掉了。
     感谢有耐性看完全文的朋友。最后我还是想给出一个可能的答案,纵使爱会使人伟大,但在两性关系之中,爱得多的那一方往往是弱者。
10月2日

真实世界的定价part II

     有人对前文提出质疑,并举Ford早年的t-series车为一反例,我猜可能是因为前文表达不清引致幻听吧。
     劳动价值论源远流长,在其早期拥护者当中甚至不乏阿奎那、弥尔(junior)、李嘉图及马克思等思想界达人,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经验并行不悖。用一个单位时间打磨出的斧头似乎必然比只用半个单位的价值要高,价格也随之较高;国际油价上涨,广州的士加收一元additional fuel真是合情合理。和经验相符的理论天生具有诱惑力。我们每天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怎能想象得出地球拥有曲率呢?
    但古典理论解释不了钻石和水的悖论,即水的价值对人很高,而钻石随了能让一位男性对另一位女性表达他们的爱情“一颗永流传”之外似乎用途不大(以前钻石还未用来当作钻探工具),那么为什么钻石的价格是水的成百上千倍呢?及至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的到来,才有了比较完满的解答。水的总效用很大,但边际效用很小,消费者看着价格行事,决定其购买水的数,直到某单位的水的边际效用=生产该产品的边际成本=市场均衡价格。水的总效用很大,但水很多,消费者停止购买时的边际效用小,所以价格低。反之就是钻石贵的原因了。
     当然也有学者尝试用劳动价值论解释水和钻石悖论,比如浙江大学教授叶航先生,他说在地壳拣到钻石的必要劳动时间很大,而拣到水的必要劳动时间很少,所以钻石比水贵。我提出的疑问是:世界并不存在一种固化在商品之内客观的叫“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我们说钻石有“价值”,只是想说“我觉得钻石对我来讲有价值”,而不是我们看到它的什么“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可以和柏拉图的形式概念相类比:柏拉图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辨认出马是一匹马,斧头是斧头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是因为‘有’马的‘形式’(粗糙地说“一种完美的马”)先验在我们的观念之中。我们之所以觉得钻石有价值是因为有那么一种叫“必要劳动时间”的shit在其内。马和价值都是客观的。
     现实呢?我们觉得马是马仅仅是因为它像我们称之为中的“马”(非洲人肯定不叫“马”做马;远看一匹马,近看可能是头猪);而钻石有价值仅仅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市场上贩夫酒卒主观提供的供给与星斗小民主观的偏好,决不是什么客观的“必要劳动时间”。
     马学者争论道:飞机票无论需求多大都不可能在价格上低于一辆自行车。我觉得就it depends啦。如果在下只想去学校后门买卷厕纸,即使机票免费我也宁愿蹬单车去。另一个反例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电脑刚发明不久更遑论互联网,美国人就算多聪明都不可能想象得到今天发一封e-mail的价格会比打电报低呢?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关闭其电报业务的那一年,每封平均电报要收取十美圆!说机票不可能比自行车低,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本文缘起我在图书馆见到最新一期人大的经济学复印资料有来自澳洲某大学抨击Friedman的文章,看后觉得不知所云。所以想奉劝各位尽早忘记高中学过的庸俗马主义经济学,切勿像某些大教授抱残守缺、冥顽不宁。
     病,要从浅中医!
9月20日

真实世界的定价

    去俄罗斯前曾到过人大经济论坛“真实世界的定价问题”分版,见有一问:成衣各种码数用的布料长度有差别,商家为何采用平均定价法而不差别定价呢?然后跟贴者众,都煞有介事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诸如“各种size的衣服应该被视为该商品的一个整体”或者“布料价钱和设计该产品的价钱相比微不足道”,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当时不禁叹当:回答者经济学水平实在低不可测。
     后来去到俄罗斯,天文数字般的物价吓了我们一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经过五亿年的进化,人类可以迅速适应各种各样恶劣的环境。和所有出国留学的人一样,我们很快便对像电话号码一样长(俄籍老师玫瑰语)的价钱麻木。不过每次去“袋鼠”超市,随同的某位同学见到三十元的生抽总不免会感概说如果把国内的海天牌运过来一定大赚(语毕便麻木地将之放到篮中)。
     我立马想到其实我们的同学和人大回答问题的同学的思维是何其相像,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假设物品的价格总是和该物品的成本正相关。这种认为每种商品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都应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思维定势的形成是与赖马克思在中国的二流阐释者二十多年来的意识形态灌输分不开的。当然这种观点还可以上溯到大卫了李嘉图、威廉配第甚至阿奎那。在人大经济论坛上提的那个问题的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应该问:各个码数成衣的需求量是多少?搞清楚需求量的信息成本又是多少?如果获得这种信息的价格高于该信息本身的价值,那么采取平均定价可能是最优策略。而我们应该问:海天如果运到俄罗斯究竟有没有市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话(事实上也是,因为俄人除爱吃寿师的年轻一辈之外都没有用soy sauce的习惯),三元一瓶也是白搭。
   
 
11月10日

学术浮夸

     昨天凌晨,我很尊敬的黑鬼给我寄来一篇经济学论文,他说是作业,希望我可以帮忙翻译。
     那篇东西题为《Pricing of Complements and Network Effects》。作者乃是大名鼎鼎的NICHOLAS ECONOMIDES 和V. BRIAN VIARD,其中前者是纽约大学上学院院长,后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助理教授。文章宣称构建了一个一个包含基础性物品和补充性物品的模型和一个简化了的将网络效应为包含于效用函数之内的基础性物品模型的等价,而网络效应将以两种形式存在于效用函数之中。这两种效应是指:直接(内生)途径,如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使用者的增多而递增;间接(外生)途径,如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会随着其他公司提供更多补充品而递增。文章还宣称他们通过他们所构建的模型可以考察在不同产业结构下补充品的定价方式。该文写于2004年,时席微软分拆案尾声,正好为该案封棺。
     他们的模型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微软office suite和windows在同样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over 90% in American)的情况下为什么有这么远的价差:因为微软并不想失去这样一些顾客,他们买windows只是为了使用某些软件,但微软本身无法生产这种软件。比如我门寝室玩魔兽世界的某(些)同学。所以微软不愿意提高windows的价格。这就是网络效应的直接方面。在另一方面,价廉物美的基础性物品可以使更多的生产商愿意生产补充性物品(比如photoshop、coredraw等,好吧,还有warcraft world),这样网络效应就以间接的“姿态”补偿了廉价销售windows的损失。微软可以控制office的价格,但无法控制其他公司补充性物品的价格,所以他们提高office的价格,就是不想杜绝网络效应。这样即使同样是垄断市场,但office suite比widows的价格还是要高四倍之巨(不是在中国,在中国他们一律五蚊)。
     我虽然不务正业久矣,看懂还凑合,翻译此文就鞭长莫及啦。文章是很新近的关于网络经济的论文,英文学院的人翻译不了,他们可能每个词都懂,但一个连起来的complementary goods就可以把他们难倒。商学院的人翻译不了,他们学的是萨氏的新古典理论,那里只有marginal diminishing没有network effects(此处可能会引起误会。我指的是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大学本科的学生,我猜他们的教材不会出现边际递增吧)。但它却可以成为一个工学院的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限选课作业(电子商务经济学)。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似乎不与之沾上边就落后他人,老师在教研会时聊起“我们连非经济学专业学生都是看学刊的原版文献”时,必定面沐春风了吧。
     以黑鬼的原话作结 : 我##距(#为问候语),我地好多人四级都未过。
 
     不过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上纽约大学商学院的主页查看原文。
10月17日

大哥,拿出点水平来

     在某知名反*……%共(大家明白间开的原因吧)网站上居然看到一篇自然科学的文章,题为《进化论-人类科学的最大误区》。看后发觉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啊,而且水平很低。反*……%共可以,请拿点本钱出来啊大哥。
     文章攻击进化论是一个假设,所以不是科学理论。我想提醒一下作者,相对论是一个假说,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个假说,因为证据不能证明理论,理论只能被检验。当然这是伪证主义的说话,如果你喜欢实证主义,那么其实进化论证据积累起来的信度已经足够高了。
     文章然后说进化论用的是完全归纳法,“这就意味着要对世界上所有的物种,一个一个的都把它们由之而来的‘进化前辈’找出来!只要有一个‘归纳’不进去,进化论就脱不了手!”这句话也很搞笑吧。牛顿运动定律总喜欢说物体怎么怎么样,你犯得着将所有物体都测试一下吗?最后,是谁说进化论是完全归纳法的?作者最喜欢自己给进化论加一写观点然后驳倒,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下才疏,实在想不出又什么理论是用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用完全归纳法其实无异于挥到自宫。 
     不过作者还是有做一点功课的,他列举了几为学者的专著,提出对进化论的异议。结果作者就进而认为进化论已经岌岌可危了。其实科学当然是在争鸣中发展,上个世纪初玻尔和爱恩斯坦旷日持久的论战,就在客观上促使了量子物理学的不断更新。霍金打赌二十年之内会有大一统的理论出现,看来这次他又要败北了。
      最恶心的是在文末,作者“证明”了进化论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之后,说到“如果希望知道更多更全面的关于人体、生命、宇宙的理,我们建议你认真地读一读李*……%洪*……%志先生(我常常想不懂李大师神功护体,为什么要害怕中共的土枪土炮呢?)的《转*……%法*……%轮》”。证伪了进化论唯心就得证了吗?尽管唯心主义完全可以在逻辑上自恰。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但你怎么知道在物质世界一尺之外没有站着一为上帝呢?正正是上帝设定了所有物理规则”。但是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其可以表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又可以用粤语说“多旧乳既唔七要”),上帝就是这样一为“多余的”实体--既然无人能观察到伟大的god的存在,那么他对我们的理论就是多余的。其实唯物主义者完全可以以彼此之道还施彼身,你怎么知道上帝他老人家一尺之外不还是物质世界呢。这样就会引发无休止的循环,当然,这个“一尺之外就还是物质世界”同样是多余的假设。很喜欢拿破仑和拉普拉斯的对话,拿问道:“在你的理论中,上帝在哪儿呢?”拉平静地回答:“陛下,我的理论不需要这个假设。”
     水平低下的反*……%共文章只能在无知妇孺间产生共鸣,不过我可以告诉作者,陈太一般会在九点半《金枝欲孽》播放前零点六秒放弃革命的念头,同时她对插播广告的憎恨程度一定远远大于进化论。
9月15日

读《制度经济学三人谈》

    暑假读完了《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读书笔记却迟迟做不出来。想不到开学之后闲暇反而更多,遂成此篇。

    1.本书在知识面方面既有一定广度还有相当的深度。但令人非常郁闷的是谈制度经济学,竟然涉及哈贝马斯多过高斯、谈海德格尔于过巴泽尔。黄有光“说连像我这样有在好几个其他学科发表审稿论文的人”都只能“看懂九成”,那么本书所面对的读者群——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又有谁敢说自己懂多于二十个巴仙呢。我们无法要求一位博览群书的大学者将其所读皆能深入浅出地表达,但如果这位大学者学富五车而认为其所知皆为常识,看不懂的就是缺乏common sense,那就太“高估”别人了。久闻汪丁丁对经济学者讲哲学,对哲学者讲经济学就是要听者听不懂、读者读不懂。今会我总算领教过。我想,对谈形式的书本身逻辑性不一定强,而且还又提供参考文献,阁下想买弄何不到学刊中去呢?当然,我不敢以我的无知去猜度汪大教授。

     2.要谈论制度就首先要统一对“制度”这个概念的理解,不然你问我的是“order”我却答“institution”那就没有讨论的可能了,所以在引言之后三君子就开始就“制度”开腔。然后他们开始天南地北,结果到该章最后一页,他们依然无法达成一致,制度的概念越来越含糊。

     3.本书制度的展开和谈到“不可能定理”的那一章非常精彩,一扫闷气,值得反复细读。

     4.汪丁丁相信“真理会在对话中显现自身”,但我想用他们的话回应:沟通是会受信道中的噪声所影响,噪声在本书的例子就是深涩的言语(将哲学,语言学的话语套用在经济学)以及对其他学科过多的涉及(尝试以复杂的理论解释本来简单的问题)。

     5.在学术界,书本的销量很多时候与学者的水平非正相关,本书虽好,但一定不热销。薛兆丰会买本来玩玩吧。

     6.我不喜欢韦森这个基督徒。逻辑上你的确可以认为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不过进化论确确实实比神创论更加有解释力。

7月5日

Can "bad" money reall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

写了个题目就可以逼自己写下去,放假写.
6月25日

翻译之毒

译林出版社如其名无愧翻译之大家,但当他们用翻译其他文学作品的方法去翻译《Lord of the Ring》,那就成为一种毒了。先莫论其将Dwarf和Elf译成带有童话色彩的“小矮人”和“小精灵”(可能是要和可爱的<<小矮人历险记>>大成某种一致),将Orc音译为“奥克斯”,他们的译者缺乏起码的奇幻小说常识还可以从以下句子看出:阿拉贡加快步伐上山而去,不时弯下身去察看地面。可霍比特人走起路来一向脚步轻捷,就连这位“巡游者”也不易发现他们的脚印(引自《双城奇谋》)。再来看看原文:Aragorn sped on upthe hill. Every now and agian he bent to the ground. Hobbits go light, and their footprints are not easy even for a Ranger to read...(form <<The Two Towers>> ).在欧美的奇幻设定中,“ranger”(游侠)这种职业是具有追踪其“racial enemy”的能力,比如通过脚印。但在译文之中,“巡游者”变成指代Aragorn ,因为译者无法在无上下文的情况下(引文引自小说首段首句)理解突然出现的“ranger”这个词,结果连读者也如堕五里了。如果把“Power Ranger”这个词给译林的文学博士们翻,他们定必会译成“充满能量的守林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商务印书局。本回是由于不熟悉约定俗成的译名而引起读者阅读不畅。在1998年出版的《家庭论》第八章(译者王宇),我发现一个叫“罗登.凯德定理”的定理。而根据习惯,他们对专有名词均不给出原文。当时我纳闷这个由贝克尔先生发明的定理为什么贯以他人之名?这位罗登.凯德又是何方神圣呢?因为对贝克尔先生的学术背景早有涉猎,我发现这个极之富学术感的“罗登.凯德定理”,原来就是著名的“Rotten Kid Theorem”,即“坏孩子定理”(又他妈的音译)!即使不去考虑约定俗成,后者无疑更显信、达、雅(坏孩子定理的具体内容见后后一篇文章)。
    就如王宇先生在前言中所言,“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但遗憾的是我在经济学大家梁小民先生所译之《经济学原理》(第二版,曼昆著,此书相信是不少中国经济学学生的启蒙教材),亦发现白玉微瑕。书中关于税收的章节,引用了一篇报载的短文,文中提到在一些模拟游戏之中,税率和人口成反比例关系,并认为青少年确实可以通过玩电脑游戏学到东西。小民虽则学富五车,饱读经济学、历史学专著,但面对电脑游戏却一窍不通。原文中提到的电玩梁先生尽数译错,而且错得离谱。我想对于某些经济学系的教师来说,该文直接成为全书的最难点。我当然不想放过一个可以雅正北大经济学系教授翻译不足之处的机会,只可惜读《原理》第二版的时候,第三版早在各大书大卖(广外图书馆当时尚欠奉),该文因为章节调动之故下落不明。而当阁下读到本文时,《原理》的Forth Edition亦将付梓。
3月19日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的翻译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的翻译

 

译者按:本文由张五常[1]先生所作,原载于1969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学报《政治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7, No. 3, (May-June) 1969 P. 430-433)。原文短短三页,谈到了资本、财产权、社会矛盾、竞争、阶级、马克思、毛泽东等大名词。本人见暂无中译版,便斗胆翻译了一下,公诸同好。又因为本文是要上交到语言学院,所以有必要对某些经济学词汇作注解,如果诸看倌对经济学有了解,则大可略过。本文翻译曾参阅邹恒甫先生的《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周其仁先生的《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Stanley L.Brue《经济学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第六版)中关于马克思及费雪的章节,最后还有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由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方为善本)。

 

     

                   欧文·费雪与红卫兵

 

    我在这里要提出的假说是,对精练过的“资本”这个概念的使用,(至少部分地)是中国最近爆发的红卫兵运动的根源。我设想,如果欧文·费雪先生的《利息理论》在三十年前被翻译成中文并传入中国的话,毛泽东便可能找到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矛盾”(social contradiction)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people's conflict) [2]

 

    一.“社会矛盾”这个被毛泽东以模糊的词语去表述的概念,其实是可以由经济学去清晰定义的。其认为矛盾的根源是世界上的资源是稀缺的[3],当不止一个个体对此产生需求时,就会产生竞争。所以人们之间便会引发“拥有什么”,“由谁拥有”,“拥有多少”的矛盾(conflict)。如此,就必须要为竞争引入某些规则,这便是产权了。对此,毛泽东及经济学家们均无异议。

    但是,经济学有一个假设:在产权的约束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是为了使财产或效用最大化。在最大化原理假定之下,经济理论就可以在不同的产权约束之下推导出对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不同的意蕴(implications[4]。如果我们忽略交易成本问题,私有产权这一约束会产生一系列均衡条件,这就被定义为具有经济效率[5]。私有产权的标志是排他性、及可转让性[6]。因此,自由市场就成为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其中一个准则。

    考虑以下几点:(1)理性人假设(偏好函数),(2)对资源的私有制度(一个特定的机会集合)以及(3)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可选目标为既定的情况下的结果)。基本上,毛泽东想要(3)。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他在(2)之中看到人民的矛盾。在消灭(2)的过程中,他并不同意经济学家们的(1)。他相信辨证唯物主义会使他脱离困境[7]

 

    二.邹谠[8]教授曾向我指出,毛泽东及马列阵营对社会矛盾的终结是有分歧的。马克思及列宁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矛盾会随之消亡,而毛泽东并不同意。其实毛泽东的逻辑是对的。他所看到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系列没有终结的非稳定均衡[9]”(unending series of unstable equilibrium)。如果对资本的私有权被废止,那个体就必须因此调整自己的行为,直到达至一个全社会都认可的结果。然而,尽管毛泽东认为“自利”的本性可以被改变,人民可以按照设想来“塑造”,但是对于什么才是他设想的人民的适当行为,他却没有明示。这就像我说“邹谠你不应自私”,并不意味着告诉他“邹谠你应该是......”。即使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改造的,但要规定一个阶级的行为――并且在资源的公有产权的约束下――其最后的结果与改造者的本来的设想是很难吻合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还剩下另外一种变通的方式:详细说明你希望人民改变成的目标,同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对人的行为做出不断的纠正。在这种办法之下,政策的改变以“纠正”行为将更加频繁。看看什么发生了:(a)愈加彻底地对资源采用共公产权这种产权形式;(b)人的本性的愈是无法有效实现;(c)结果对目标的修正愈加频繁。人民的矛盾依然。

    这或许就是产主义中国在这个达人(powerful man)的指导下,规则、纲领、政策措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三.人民公社的建立是通往废除私有资产所有制(在土地和其它农场资产方面)路上更大的跃进(a greater “leap forward”),但人民矛盾如故。领导人们发觉人民是自私及贪婪的,公社顶天的产量完全是个谎言;没有政府的监督人民则退回个私自决策的老路上去。随之而来的政策转变就是诉诸军队了――一种看似运作与资本无关却又行之有效的组织。

    这,便是红卫兵了。

 

    四.资产,根据费雪的理论,是指所有有赢利潜力的物品,它可以是土地,住宅,经驯养的动物,甚至人类本身。如果存在可市场化的权利,对资产所产生的收入流进行折现,就可以产生价值。而一样资产具有市值意味着他要被私有。即使任何形式的产权让度都被禁止,资产还是可以被私人拥有的,以及为其所有者牟利的[10]

 

    五.由我看到的几卷在五十年代北京出版的书中,我知道长期统治中国领导人经济思维的两位经济学家是李嘉图与马克思。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意味着不公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被多次强调。

    尽管劳动价值论愚弄了马克思和中国的领导人,但它绝对欺骗不了红卫兵。在毛泽东对消灭私有资本带来的收入差别的坚持(而且是要彻底地消灭这种差别),红卫兵们采取了行动。

    他们的行动表明,正如费雪将资本解释成包罗万象的概念,正好就是毛泽东的“彻底”的天然的概括。而且他们把级差租值[11]的概念应用到所有实物之中。阶级差别被看成是租值的差别。所以,从乒乓球好手到资深医师,只要比自己掌握更多生活资料(那就是更高的收入),红卫兵们都能找到好的理由去压榨租值。

    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资本”这个复杂概念相一致的。

 

    六.但红卫兵运动维持不了多久。级差租值的分化很快便会在他们之中发生。当某个红卫兵看到其他人比自己的租要高,不用多久,他也会看到另外的人比自己要低。

    对“资本”的彻底解释及按其严格执行消灭级差租值将意味着只能有一个人存活。[12]

 

    七.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国度里看到的“人民内部矛盾”是真真正正的矛盾。而其在个人所有制中看到的矛盾,即“所有价值均来自劳动,只要非劳动资料被私有化,矛盾就会产生”只是一个伪问题,一个逻辑错误,一个根源自马克思的不完全资本概念的副产物。[13]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彻底,巧合地,年轻的红卫兵就按照费雪的理论来诠释毛泽东的见解了。

    这份由非正式材料写成的手稿,本来是为了满足邹谠教授的好奇心。其看后哑然失笑使我意识到应该将之向更广大的受众发表。(全文完)

 

 

注释

[1] 张五常先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2]根据一位英语老师所言,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最贴切译法为“interpeople’s contradiction

 

[3]所谓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即有限的资源对于无限的人类欲望稀缺的。

 

[4]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经验科学,它拥有一些基础假设(postulate),或是公理(axiom)并以此为起点从逻辑上推出一套理论,就有了可以用事实验证的意蕴(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

 

[5]斯科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化,不论产权归谁,私有制的市场机制总会找到最有效率的办法,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糟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 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好。

 

[6]张五常先生后文指出私有产权还具有可赢利性。

 

[7]唯物主义者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只要生产资料被公有,人就不会贪婪。

 

[8] 邹谠(1918~1999) 广东大埔人。父亲邹鲁(海滨)是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学的筹创人和校长,母亲乃许素贞(剑魂)女士。邹教授毕业於西南联大,1946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1951年获芝大博士学位;及后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直到1988年退休。邹教授先后担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9]就是人的行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约束条件之下会,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这种调整会不断进行,没有终结。

 

[10]费雪先生的理论指出所有具有所有有赢利潜力的物品都是资产,例如一块农田,它可以不断地产出庄稼,形成收入流。如果存在土地市场,你放弃土地的未来种植所得,即将土地的种植权让度(折现),就产生价值了。即使交易被禁止,你只是不能折现(没有现金收入),但土地还是会产生收入流。

 

[11]经济学中的“租”(rent )一般指利润。

 

[12]如注[10]所述,所有有赢利潜力的物品都是资产,所以我拥有某方面的才能也是我的资产之一。因为人的天赋不同,所以即使人人都没有生活资料也不可能达到彻底消灭资产差别。要彻底消灭的话,就只能有一个人存活了。的确,鲁滨逊的世界没有资产的差异。

 

[13]关于价值是否必定源于劳动这个命题,学界一直有争论。现代经济学认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由人的偏好决定的而不是社会必劳动时间,因为你投入大并不必然产出大。(例如一个从美国空运过来的饭碗对我而言其价值并不比本地生产的要高。又如,在大学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你下载的论文是比你写的更容易获得高分。此乃对劳动价值论的又一证伪)。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不同意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