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多时了。

 

2008，中国尤其多事。二月先遇雪灾，今又闻汶川地震。让人感动的是，温家保总理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大局。遇感人至深时，甚至洒下男儿泪。不过历史提醒我们，单凭一个好皇帝（比如光绪）救不了大清，同理，缺乏一个健全的信息公开机制以及救援制度，一个好总理也只能空嗟叹。

 

遥想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中国政府就豪气万丈地回绝了现在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援助。还有三年*饥荒，据闻遇上百年难见之天灾，据考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500万到3000万之巨，其时居然还有食品出口。今年的雪灾也是百年一遇吧，为何不复见当年凄凉景况？画工仔还是不画出肠了。

 

有一个好总理当然是人民的福气，但只一个好的制度才能令天灾不至成人祸。

 

 

 

 

 

     我每个星期只看两次电视：其一是周四晚《60 minutes》，然后就是周日晚《News Line》。对于前者，我祈祷在播出期间不要插播太多丰胸减肥广告，后者就更简单，只要保证节目能播放就好。
     不过只要阁下身处白云区有线电视网覆盖的区域之下，这想望绝对不实际。今天晚上的news line是对陈太的采访，所以七点到七点半杨千fa和刘天皇轮流在告诉我们要爱惜牙齿或者“今时今日甘既服务态度未够噶”。
     陈太或者叶太再或者乜乜太当选本来都关我鸠事，但系请五好阻住我睇电视。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政治倾向测试， 该测试设计人（a professor of social history）指出传统的对左右翼的划分已经overly simplistic for today's complex political landscape（对于当今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已经过分简单化 ），例如你无法distinguish leftists like Stalin（人民的儿子） and Gandhi（人称伟大的灵魂）? It's not sufficient to say that Stalin was simply more left than Gandhi（当然不能）。题目包括六页一百零八道题目，涉及社会、经济、文化，不一而足。所谓the predictor of wind and water can defraud you of you fate for years of eight and ten, however the Political Compass won't（风水先生可以骗你十年八年，我们就不会了）。

                                                                              Take the test here

 

 

      其结果用一个二维坐标轴表示，即x轴表示经济自由度标，最左端为极端公有制/集体主义，右端为所谓新自由主义，y轴为社会控自由度，最上端为法西斯主义，最下端为无政府主义。

      结果描述很值得玩味，If we recognise that this is essentially an economic line it's fine, as far as it goes. We can show, for example, Stalin（一个坏人）, Mao Tse Tung（伟大领袖） and Pol Pot（另一个坏人）, with their commitment to a totally controlled economy, on the hard left. Socialists like Mahatma Gandhi and Robert Mugabe（津巴布韦的“暴君”穆嘉贝，政坛上的不倒翁） would occupy a less extreme leftist position. Margaret Thatcher（人称the iron maiden，撒切尔夫人） would be well over to the right, but further right still would be someone like that ultimate free marketeer, General Pinochet（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
     That deals with economics, but the social dimension is also important in politics. That's the one that the mere left-right scale doesn't adequately address. So we've added one, ranging in positions from extreme authoritarian to extreme

libertarian (传统"左右"的划分缺失了社会自由度的维度)。
     Both an economic dimension and a social dimens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a proper political analysis. By adding the social dimension you can show that Stalin was an authoritarian leftist and that Gandhi, believing in the supreme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is a liberal leftist. While the former involves state-imposed arbitary collectivism in the extreme top left, on the extreme bottom left is voluntary collectivism at regional level, with no state involved. Hundreds of such anarchist communities exisited in Spain during the civil war period(不用解释了吧)。
     You can also put Pinochet, who was prepared to sanction mass killing for the sake of the free market, on the far right as well as in a hardcore authoritarian position. On the non-socialist side you can distinguish someone like Milton Friedman, who is anti-state for fiscal rather than social reasons, from Hitler, who wanted to make the state stronger, even if he wiped out half of humanity in the process.(和老毛等人相反,有人会为推行自由市场而不是集体化大开杀戒吧,他就是前文提及的皮诺切特将军)。
     The chart also makes clear that, despite popular perceptions, the opposite of fascism is not communism but anarchism (ie liberal socialism), and that the opposite of communism ( i.e. an entirely state-planned economy) is neo-liberalism (i.e. extreme deregulated economy(图表澄清了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是无政府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则是新自由主义)。
     The usual understanding of anarchism as a left wing ideology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o-liberal "anarchism" championed by the likes of Ayn Rand（美国女哲人）, Milton Friedman（哗） and America's Libertarian Party, which couples law of the jungle right-wing economics with liberal positions on most social issues. Often their libertarian impulses stop short of opposition to strong law and order positions, and are more economic in substance (ie no taxes) so they are not as extremely libertarian as they are extremely right w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classical libertarian collectivism of anarcho-syndicalism ( libertarian socialism) belongs in the bottom left hand corner(安·兰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美国自由党为代表的新主义的自由冲动常受到法律以及秩序的抑制，所以属于温和的右翼。而传统的自由集体主义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则会出现在左下角)

。
     In our home page we demolished the myth that authoritarianism is necessarily "right wing", with the examples of Robert Mugabe, Pol Pot and Stalin. Similarly Hitler, on an economic scale, was not an extreme right-winger. His economic policies were broadly Keynesian, and to the left of some of today's Labour parties. If you could get Hitler and Stalin to sit down together and avoid economics, the two diehard authoritarians would find plenty of common ground. （在首页，我们已经打破了专制主义必然是右翼的神话。相似地，在经济层面上，希特勒亦非极右。只是有点泛凯恩斯主义，比工党稍左。最后一句很幽默：如果你可以让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个极权主义达人坐下斟斟，只要不涉及经济层面，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有不少通话题的。）

 

      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有专制主义倾向，即处于一二象限，因为政府总会想方法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很多这样的政府采取了左倾的经济政策，如斯大林、老毛和波尔-布特，此三君一脉像承，在废除私有制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还有的施行右倾的经济政策，好象希特勒和皮诺切特，后者在1974年通过政变正式担任国家元首。有报道说，皮氏执政后，军队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针对左翼人士的大规模逮捕活动。执政期间，皮诺切特任命一班Chicago Boys为顾问推行自由经济政策，由于外债沉重，这一政策最初引发金融危机和高失业率，但后来智利经济实现每年5％至7％的高速增长。其实，上榜的应该还有邓小平先生，原因不赘。我相信普遍的自由才能带来普遍的繁荣，如果非要在经济自由或者政治自由之间二则一，当选前者。政治专制而经济自由人民精神生活会比较压抑，但物质充盈，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智利、还有俄罗斯、越南，虽然只是次优，但现在的中国比起副1978年之前的中国，现在的智利比起1984之前的智利，现在的俄罗斯比起副1989年之前的俄罗斯，强了岂只万倍。有国人做了测试之后疑惑明明自己和当局的政策有抵触，怎么会是左翼呢？我的答案是原来最好的社会主义和最好的资本主义竟然是同一样东西（原因可参阅本space标题栏slogan）。但这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问题，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带来政治的自由，专制统治是否更适合发展资本主义呢？在翼一个短的时间段里，似乎一齐都不确定。
　　很多国人的得出的结果是自由左翼。这些人可以居住在伊甸园利维坦乌托邦理想国太阳城香格里拉，地球比较像这样的地方是北欧一带，那里很适合搞福利主义，其代价是下一代人的竞争力的普遍下降。既然hip－hop和摇滚都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赖着脚底下的地热能或者覆盖在岛上的鸟shit矿石天天钓钓鱼打打野味不去工作当然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很遗憾，这种生活方式与我们无关，她渺远得好似马克思许诺的共产主义或者圣经预言的基督再临。醒醒吧,国人。

    

 

     今天是星期三，第一节就是王老师的俄罗斯文化课。老师很好，课本却真他妈烂。
     举个例子，讲文化这个上层建筑很难不涉及经济基础，但课本关于六十到九十年代经济状况以及九十年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全数空缺。经济改革的原因是八九东欧裂变，王老师又顺带提到八九春夏之交的那起政治风波。
     老师说他当年“还打了一枪”。敢在课堂上说这样的话，猛士当如王老师了！
     记得去年在北京皇城脚下，在有老师因为在课堂上执意要和学生寻找一个人的灵魂而丢掉了饭碗。我操，这可是和谐社会，法治中国啊。我霎时觉得时光倒流三十年（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磨剑三十年，得出的重大理论突破就是把“剩余价值”变成“价值剩余”）。经此一役，再也没有老师敢说自己曾遇见过罗克了。
     所以，王老师在课堂说自己在六四“还打了一枪”比去派出所门口大喊“我昨天叫ji打了一炮”更需要气魄。
     在这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王老师问我们听过六四没有的时候，有同学在底下嘀咕一声“是五四吧”。有人将“五四”误作“六四”是不得不归功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这种愚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当青年被问六四是什么时，所有人都回答是二十四。
     我不是在此揶揄那位同学，我是想说，所有中国人都有义务去重读历史，包括台湾的同胞们。

                                                    

                                                    Милтон Фридман(July31,1912–November16,2006)

     J K Galbraith走了，想不到Milton Friedman又离我们而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当地时间周四凌晨在其美国三藩市的家中，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94岁。
     弗老凭借其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的论证”享荣誉学界并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对于我等“普通人”来说，“他在《新闻周刊》开辟的专栏，让美国和全世界的公众们开始接触和了解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经济学’，‘他的著作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大千世界的窗户’，这扇窗户里不再是枯燥的理论模型和公式，更有着很多趣味横生、足以娱人心智、让人乐而忘返的风景”。他多年来笔耕不辍，留下著作等身，其中《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等不朽的著作更为其树立起一个独行独思的自由主义战士形象。他曾经和J M Keynes一起照亮了整个20世纪经济学的天空。
     我目前所能读到的最晚近的弗老的文字是他上个月（10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上的“Hong Kong Wrong ”。其中他尖锐批评“唐老曾”（Donald Tsang曾荫权）放弃了郭伯威（John Cowperthwaite）的“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传统。（我实在不感苟同香港的繁荣完全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功劳，其实香港之所以有今天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大陆曾经的闭关锁国，给了香港充当窗口角色的机会。所以香港同胞们在摆出一副臭脸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今时今日甘既服务态度够未"。不过,弗老在九十高龄还仍然持思考，我不禁肃然起敬。一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登出的却已经是弗老讣告，实在让人唏嘘不已。日报的文章说“列根（Ronald Reagan）死时，弗里德曼曾在本报写到‘很少人能像他那样对人类的自由作如此多的贡献’，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弗老”。让我们温习一下弗老的名言吧“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 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 ，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我们家有订阅广州日报.原则上除非要jiao头,否则我必定会以读报开始我的一天.据说社论这一栏目是最能反映一份报章的水准,我读的通常就是这一部分.我读报一般是为了理解窗外事,但在看社论的时候发现所谓大学者的一些谬误,确实是乐事,或者讲是一种bonus,广东人谓之曰"送既".

    今天(8月21日),日报A23版有一系列文章讨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结论是什么并不太重要,因为都大致上和官方保持一致.当然有比较卑鄙的时候,好像汇改还未开始的那时,日报(其实所有党报皆如此)吹嘘人民币绝不升值,还援引我偶像的言论说"一个国家应该以自己的利益决定汇率",后来发生什么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时评社论的结论从来不重要.

     请看其中一篇名为<<对外升一点,对内贬很多>>的强文.一位叫毛敢良的执业会计师在开篇写到"从结果上看,升值会引起通缩.这是'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云云.首先这是对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定律的误用,此君经济学基础不扎实.就算阁下不懂经济学,不明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本身也有逻辑问题.我们说"一条定律是对的."往往表示该定律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现象,而不是某现象因为定律的作用而发生.好像我们常常说物体下落,是符合万有引力定律,绝不会说物体下落是"万有引力"定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这仿佛在牛顿发现万有之前苹果都只能风雨飘摇.唉,编辑不懂经济尚可原谅(因为执业会计师也不懂),但连此等低劣之病句亦不能发现则应被推出午门.所以,我常常想教委要求高中生辨析错句其实不很厚道. 第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定律(law)是允许有反例出现的, 劣币驱逐良币定律(gresham's law )也概莫能外.即使金科玉律之如牛顿运动定律,对微观粒子也是不适用的.所以各位决定论爱好者切记慎用"必然"二字.

     党办报章有的问题,广州日报都有,这是体制的问题.前苏联有句话批党报甚为"精警",<<真理报>>中无消息,<<消息报>>中无真理.

     有时我想如果你想了解时事,可能看娱乐版比较真实,如果你想娱乐,却应该直奔社评.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匈牙利]桑多尔·裴多菲（夏衍译） 

　　“港产大学”北上招生已经不是首次，但今年引起的社会巨擘震荡及其余波却比往年的都来得大。

　　上星期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谈》所论及的题目正是香港大学与内地大学的优劣。本来这个问题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内地大学的几名教授所表露出的“北京中心论”却是要不得的，其论点更是展不住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某教授称北京的大学有其文化积淀，是香港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到此尚表述正确）。其既而认为将来国家的领导人必然是在内地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在香港“绝对不行”。原来在该教授看来，大学的成功就是在于能够培养出国家的领导人。还好，即场有内地的学者予以批驳，“只要国家机制健全，谁当领导人都不重要”。内地大学的另一位我已经忘记其大名的教授发言认为，香港的大学太过市场化，而我们的是通式教育，更利于学人的成长。通式教育更利于学人成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内地大学最最缺的通式教育在教授口中竟然成为了我们可炫耀的优点。该教授有时间不妨读读金耀基先生早年所著的《大学之理念》。而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之所以能记住此人乃是因为家中不幸有其著作）的发言更是一绝。当内地大学被质疑学术自由度严重不够时，他化解如下：“我想说的是，其实北大啊，恰恰是最有自由的，平时都没有老师管学生的学习生活，所以我对内地学子呀要说的就是你们一定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孔教授居然认为学生空闲时间没人管就表示他们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他可能不知道几年前还发生过某高校老师还因为播放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丢掉饭碗的荒唐事。当看到到对文革最详尽的学术研究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时不知孔教授又作何感想呢？

　　对两个自由概念的偷换,旋即博得在座众多北大学子雷鸣般的掌声。

    “丛飞的事迹感动了广东，感动了中国。丛飞用奉献和爱心铸造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我们永远敬仰他、怀念他！”以上是报告会前，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的致辞。这个感动中国，感动广东的人，却感动不了我分毫。

       在下作为学院代表之一（原因说来倒也惭愧）参加了于省委礼堂召开的“丛飞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八点四十五分一位领导大声催促学生们赶快就坐，于是会议就在嘻嚷声中拉开帷幕。会议开始，作报告者包括丛飞遗孀邢丹、其所资助过的学生轻轻，其所资助过的“乞丐作家”赵诗x等四人登台，气氛肃穆。可以预计这又是一场赞人热泪的报告会。某大报记者称当时“报告团哽咽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台下，寂静中啜泣的声音越来越清晰。采访过数十次报告会，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场报告会让记者如此“狼狈”——几十个记者个个红着眼眶，噙着热泪。”几十个感性的记者我倒看不见，倒是有三个摄影记者（两个揸Nikon，一个用Canon）利索地捕捉着台上泣不成声的邢丹(丛飞遗孀)。Camera就不失时机地对准坐第一排身着军装的几位眼红红的领导（想起一个政治笑话：为什么六四时军方不用催泪弹驱散学生呢？因为催泪弹都用在这个场合上了），后来又把焦点对准了一位大学生，不过此人明显缺乏政治觉悟，面无表情。幸好当时我们这边没有被纳入镜头之内，皆因我临坐刚刚丛昏厥状态醒来。

       尽管有这样那样插曲，但报告会我却是全神贯注地听了下来，其中报告辞中提到的几个细节引起我的思考（你在报纸绝对看不到）：1.丛飞第一次婚姻失败来源于其妻子对其“挣来一百快九十快捐给了别人”不满，那么当丛飞被树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杰出典范时，他追求个人幸福的前妻子是否应该扣上“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黑五类”呢？2。丛飞因为帮助失学儿童复学，自己的女儿也没有足够的钱上幼儿院，这样是否尽其为人父之责任，这样的“病态英雄”，究竟有没有可学习性？3.据称丛飞的病情如果早半年动手术，那将是“翻天覆地”的不同，而他不动手术的原因是因为“其资助山区失学儿童的款项未有着落”。所以第三个问题是当帮助别人并致使自己成为社会负累时（其晚期手术费达天文数字，由我党承担），这样帮人是否具有社会效率？

      对于其所资助过的一百多名山区儿童而言，丛飞是不可多得的大好人，但对于其高堂，其发妻，其女儿，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丈夫、父亲。试问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树多少个这样的典型？当一个社会的义务教育成为一纸空文，当一个社会的福利体系要个人去承担，这无疑是一种罪。感动不感还是其次，政府倒应该反思！（最后得知原来丛飞同志一早就有了觉悟并在最后的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便有了这次的报告会，其25岁并育有两女的遗孀生活才不至于凄凉，此幸甚。）

      今日乃是世界无烟日，广州日报A18版登出大字标题《七成广州人受“二手烟”威胁》。本人除觉得可笑之外别无观感。咋看题目，无论你调研的样本有多大，只要不是全部的广州市民，则标题均有哗众取宠爱之嫌。然后细读其内文，居然没有提及这个“广东省城乡居民吸烟状况抽样调查”究竟抽了多少“样”，敢问公信力何在。略通统计学的人都知道，样本越大准确性越高，但并不需要为了准确性就调查全体（当然写结论的时候就要谨慎地加上限定词了）。这个我懂，专家当然懂，我们的广州日报记者同样懂。但有时为了迎合某些舆论导向的需要，记者朋友选择少用一次脑袋我想还是情有可原的吧。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则关于统计数据的消息，该调查声称中国目前不存在仇富现象，其原因是他们用电话调查了五百名市话用户。我想讲的是五百人对于上千万的广州人口来说算个毛啊，况且仇富的人可能未必能用上电话。记得当时我们正大讲和谐社会，形势一片大好！
      我不喜欢吸烟，当然对公共场所分吸烟区及非吸烟区大声叫好。但同时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相信吸烟者毫无疑问拥有在吸烟区吸烟的权利。但政府准备剥夺这种权利，而且手法低张：今天市内各大商铺均不准销售香烟。这又是一种政绩工程，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请想，如果我们要大步奔向无烟社会主义新城市，凭借我们固有的强大的行政力量，完全可以立法对香烟销售一禁了之，一如“禁摩”。又或者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做法，直接把香烟的税率提高百分之五万，如此这般不但能增加府房收入，而且有效帮助青少年免遭香烟之害（青少年对香烟的需求富有弹性）。为何不采取方法一呢，因为没有相关的法规，那么禁售香烟一日同样缺乏法律支持（此处不得不提广州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他们派出的记者四处暗访有无“铤而走险”卖烟者。此举着实面目可狰。）。为何不采取方法二呢，因为香烟的进口税非常可观。尽管我们为治疗因吸烟引起的cancer所付出的要大大高于进口税，但毕竟做成本-收益分析的不是同一个人，海关部门引起的外部性都由卫生部门填去了。这让我想起 Dr.Steven Zhang 的一句话“任何管制皆因有利可图。”
      我的结论是政府部门（在我看来，政府的喉舌当然属于政府的一部分）有时为了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却用复杂的方法，骤眼看以为其决策者大脑发育欠健全，其实是多方利益搏奕的均衡解。